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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之窗总第25期1011下第1期
发布时间:2011/5/23 9:00:48    浏览:1097次数

李泽厚:天不丧斯文

采访人 萧三匝 《中国青年》2010.23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6月,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在八十年代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于九十年代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李泽厚部分著作:文物出版社《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美学史》(共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三联书店《走我自己的路》、《美学四讲》。

李泽厚八十了,思维之活跃超出我的想象。这个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这大概是其思维活跃的原因之一。

李泽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他是思想家。他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但他大开大合的论断在30年后的今日中国仍不过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是羞于在晚岁编自己的全集,因为他们在生之年写过太多的应景之作,发过太多的违心之论,真正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章实在有限。李先生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尴尬,对此他也有充分的白信。

思想家是人类的先知。李泽厚出国快20年了,他离开中国几个月后,邓小平开始南巡,由此展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新的时代当然也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李泽厚当年都预见到了,只不过当年这些问题还没有凸显,所以他的论述未必详尽。对此,我们显然不能怪老先生。如果李泽厚已经回答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那还需要比他更年轻一代或几代的思想者干什么呢?

文人的笔有时比国王的刀更有力量。我们如果重读李泽厚的著作,或许对这句话会有更深的认识,虽然我们已然身处一个俗世。

在离开李先生家的时候,他一再对我说,自己对媒体寄予了极大希望,因为很多知识分子已经烂了。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西周虽是古老之邦,它却受命变法,锐意创新。]

天不丧斯文。[上天不会让文化灭亡。]

现在主要应该反对封建主义

问:您的思想来源之一是马克思,另两个来源一是康德,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但是我感觉您其实并不排斥自由主义

李泽厚:当然不排斥,我恰恰讲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东西。

问:您和自由主义者的区别是什么?

李泽厚:自由主义是以原子个人为单位,这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是有些人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历史。第二点,他们讲天赋人权,事实不是这样的,权利是经过历史变化的。马克思讲,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时候,才会有天赋人权的观念。

在实践上,他们要求(在中国)马上实行议会选举,这是我反对的。现在就搞民选,搞议会,那会吵得一塌糊涂。

问:您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怎么看?

李泽厚:新左派一些基本观点我是不大赞成的,因为现在主要应该反对的是封建主义,新左派反对资本主义。我反对自由派,有人说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讲不是,中国要是搞美国化的话,那会一塌糊涂,不仅对中国,对人类都是灾难。但是,怎样走自己的路?我发现新左派就是搬一些国外的时髦理论,后现代、后殖民地理论,那些理论是错误的,搬来使用更加错误。

中国根本是还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我们首先还是需要建立公共理性。

我唯一寄予希望的就是媒体和民间资本家

问:您讲过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说: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为什么这样排序?

李泽厚: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把政治民主摆在第一条,先搞政治民主,经济才能发展,我从来就不赞成他们这个看法。80年代我就认为(老实讲这是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基础最重要,政治民主你今天搞成了,经济基础不改变,一夜之间就可以回到专制,这在非洲有很多的例子,菲律宾、海地搞政治民主也搞得一塌糊涂。     

我觉得恰恰在政治权威的时候发展经济速度很快。90年代初我就举过法国拿破仑第三的例子,拿破仑第三的20年经济发展最快。韩国也好,台湾地区也好,当年经济发展为什么快?因为它有这个绝对权威。在中国大陆,现在有共产党的权威,经济就能够比较快速的发展。在中国,要修一条路(政府定了),其他人都得服从,如果有议会,拆迁多费劲,要打官司,要闹事什么的,那很难的。绝对权威在初期能够对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一个保障作用,这方面有时候付出一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是在悲剧中前进的,你想所有的东西都进步不可能,历史要前进往往要付出道德的代价,关键是要使这个悲剧减少到尽可能小的地步,所以我就专门讲是随着时间、地点变动的,能把握好就叫艺术。

问:知识分子和公民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李泽厚:我最最寄予希望的还是你们媒体。为什么?因为你们媒体感受到这个社会现实,也感受到压力,对不对?现在大学教授一个项目几十万、几百万,你争一个项目、我争一个项目,他们就搞那个去了,所以我对学术界不寄予希望,唯一寄予希望的就是你们媒体,还有民间的资本家,现在经济上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对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还是歧视,还是设很多限制,只有大家努力改进,要靠大家努力。

问:中国的民主化道路您认为会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

李泽厚:自上而下是大家的一种期望,但是光期望不行。中国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形势逼人嘛。

问:如果说五四反封建、反传统矫枉必须过正,今天提倡自由、民主是否需要娇枉过正呢?

李泽厚:学者有发表各种言论的自由,有的激烈一些、有的温和一些。自由争论要分几个层次,一个是学者讨论,一个是媒体参与。

问:就算媒体都参与讨论,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声音怎么来体现?

李泽厚:还是有人会为底层社会讲话的,底层人士自己也会讲的,网上不是就有这方面声音吗?而且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抢新闻,也会报道这个的。很多问题不能抽象地讲,要具体地讲。

问:大家都说中国当代人缺乏信仰,信的就是钱,你觉得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李泽厚:这个没有办法。老实讲,我认为将来政治问题会成为最大的焦点,那时候信仰问题不是大问题。

问:也就是这个问题到时候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吗?

李泽厚:很难解决,这个是个人选择。在西方,这也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有人为自己活,有人为钱活,你也没办法。

问:我感觉现在的中国人无论是有钱还是没钱,幸福感普遍不强,这是为什么?

李泽厚:首先,什么叫幸福?这是不清楚的。幸福就是一种感觉吧,甲认为幸福的,乙认为是不幸福的,乙认为是幸福的,甲认为不是幸福的。有些宗教徒他宁可挨饿甚至鞭打自己的身体,他认为那是幸福的,得到了精神上的幸福。所以,你说的幸福是指什么幸福,是指精神幸福还是物质幸福这是个问题。精神幸福里面又分很多层面。

问:幸福主要是指精神上的一种感觉吧?

李泽厚:那不一定。你饿的时候,你最幸福的是吃东西,也不是追求什么,所以我非常欣赏莫言讲的一段话,他吃过煤块。当年没有饭吃,我也饿过,饿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吃。物质上的幸福,个人选择不一样,有人不需要那个幸福,有人就是追求那个幸福。精神上的幸福就更大了,有人觉得信仰上帝才幸福。幸福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是不回答什么叫幸福,或者幸福感是什么的问题。

一直在思考

问:我感觉,从80年代开始,您之所以出了那么多书,原因在于您没有白费文革那一段时间,人家都在搞文斗武斗,您没有停止阅读和思考,一直在积蓄能量,所以文革一结束,您大量的书就出来了。

李泽厚:我确实一直在思考,当年的好多原稿我都保留着。

问:我发觉您跟康有为很相似,他在30岁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您也是很早之前就形成了,后来也没什么大的修正。

李泽厚:当然你说完全没有发展也不是,你用心对比一下我前后出的书就能看出来。

问:听说您在香港还出了几本书,大概是写什么的?

李泽厚:15年前出了一本《告别革命》,还有一本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美国的天才也是训练出来的

薛涌《中国新闻周刊》3/2011

我出了本书《天才是训练出来的》。有网友马上“开骂”:“这题目是个忽悠”。在中国这个崇尚教育的社会,通过勤学苦练来成才本属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何时连这样的信念也成了“忽悠”?

再深一想,自己未免大惊小怪了:讲“天才”其实就是讲“成功”。后者是前者的果实。当一个社会游戏规则不清、成功没有可预期的路径时,成功中的真才实学成分就越来越少,权力、关系、运气的成分就越来越多。这最终导致人们对才能的误解。如果你说天才可以训练出来,人们会笑话你是不懂事的堂·吉诃德。有位网友就这样质问:“你自己是天才吗?给我练出来看看!”

我则会毫不退却地反问:“第一位奥运会马拉松冠军是不是天才?”恐怕大多数人都同意他是天才。那是位希腊人,在首届奥运会上为东道主获得了唯一的金牌,顿时成为民族英雄。如果把他的成绩按当今马拉松的里程换算,那就在3小时8分以上。他创造这一成绩时23岁,年轻力壮。我今年将过50岁,正想以跑马拉松来纪念一下,目标就是这个“天才”的成绩。如果我以大一倍多的年龄实现这个目标,难道不能证明自己是天才吗?

在当今的时代,这其实是个非常普通的业余成绩。70多岁年龄组的世界纪录也在3小时以内。这并非现代的营养把五六十岁的普通长跑爱好者造就得比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冠军还强壮,而是现代社会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一百多年前,人们还普遍相信马拉松属于少数天才,普通人涉足会有生命危险,更不用说中老年和妇女了。如今呢,人们认为这种能力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如果时光倒流,那么不仅是我,而且成千上万的中年妇女都有实力在第一届奥运会上竞争马拉松金牌。

这让我想起另一则新闻:《时代》周刊去年底把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选为“2010年年度人物”。扎克伯格不久前来中国度假,在媒体上也引起一阵骚动。扎克伯格似乎给许多人提供了一个“天才”范本:只要脑瓜像他那样好使,即使是网游也能在二十几岁玩儿成亿万富翁,根本不需要训练。否则他为什么从哈佛辍学呢?

可是,如果我们深度追踪,就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在某种程度上,扎克伯格属于“赶上运气”的人。他所成就的事业,在成千上万的人的能力之内。只是要成为这成千上万中的一员,还是离不开训练。

根据《纽约时报》最近的报道,一对叫Winklevoss的孪生兄弟和他们当年的哈佛同学Narendra2002~2003年就开始缔造社交网站“哈佛关系”(Harvard Connection),并雇佣正在读大二的扎克伯格给他们编写程序。但是,扎克伯格迟迟不交工,到20042月自己突然推出了Facebook。这三位前雇主立即起诉他偷窃。尽管几年前Facebook为此支付了高额赔偿,但三人仍然坚持打官司。此事孰是孰非也许要留待法庭决定,但这个案例至少告诉我们,Facebook的创建绝非媒体中的“神话”那么简单。

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这些“80后”的人杰究竟是天生的,还是训练出来的?扎克伯格高中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一所私立学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在数学、天文、物理和古典研究等多项竞赛中获奖,高中毕业时已通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并以信口引用荷马史诗中的章句而著称。在初中时,父亲就亲自教他软件程序,后雇佣专家指导其深度训练。到了高中时,他则到大学选修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就算他在20岁生日前从前辈那里“偷”来了Facebook,但到那时他的童子功已经修炼得很深。再看Winklevoss兄弟,两人6岁开始学习钢琴,13岁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并创立网站公司,另外还接受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训练。他们甚至还是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赛艇选手。当Facebook在“偷”了他们的果实时,他们在互联网这行已经磨练了10年。

从微软、谷歌,到Facebook,近几十年美国以创新经济为核心的高增长,大大得益于从比尔·盖茨到扎克伯格等一批IT精英。这些“时代英雄”的成长遵循着一个惊人相似的模式:训练——从小就最大限度地发掘自己的潜力。在美国财富增长最快的,也恰恰是这些人。所以,不仅“天才是训练出来的”,财富也是训练出来的。我所担心的是,在中国这种以开发商打头阵的财富生成中,类似的高强度训练的成分太少。年轻人如果找不到训练出来的天才作为自己的楷模,就会把训练当成忽悠。而一个不崇尚以艰苦卓绝的深度训练来挖掘人的潜能的社会,则很难维持长久的竞争力。(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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